王权怎么重置进度(王者怎么重新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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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的起源是哪里呢？有知道的吗？

长江发源于我国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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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人们探索长江流域的古代文明，历来认为长江的中游和下游是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核心地区，而对于长江上游文明的研究，则未引起重视。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长江上游地区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特别是近年来，四川成都平原一系列事关文明起源的重大考古发现和发掘，证明长江上游同样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目前，在以四川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已从考古学角度建立起了该区域先秦文化的发展序列(1)，即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再到十二桥文化，最后到晚期巴蜀文化。其时间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经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历时二千余年。与之考古文化同样发达的长江上游文明，正是循着这个文化序列，经历了从起源，到形成，再到发展的漫长而艰辛的演进过程。迄今成都平原考古发现的一批批规模空前的中心聚落和城址，以及许多为世人所瞩目的珍贵历史文物，无不显示其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区域中心的特殊地位。本文试图就长江上游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长江上游的自然地理态势 长江发源于我国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自西向东主要流经四川、湖南、湖北、江苏、江西、浙江等地，终在上海注入东海。全长6300公里，流域面积180余万平方公里，为亚洲第一长河。位于长江上游地段的主要是青藏高原东缘的高原地区和四川盆地。据地质学家考证，青藏高原远在第三纪末期时，海拔仅一二千米，气候温暖湿润，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后来，由于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发生猛烈碰撞，导致这一地带隆起升高，形成面积达220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巨大高原，号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属典型的高寒区，气候条件恶劣，人类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史前时期更是如此，人口稀少，因而难以成为中国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 四川盆地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则非常优越。自古以来就十分适合我们的祖先生存繁衍。四川盆地地处四川的东部，周围高山环绕，盆地内有连绵起伏的丘陵和我国西南最大的平原--成都平原。长江干流横亘四川南部，其自北而南的岷江、沱江、嘉陵江、涪江和与从南向北流入长江的乌江、赤水河等大小支流的纵贯四川全境，构成一个水网密布、幅员宽阔的流域之地。同时，长江干流及其支流沿岸发育了众多地势低缓的河谷台地和山前地带，这里土质、水肥条件良好，有着理想的农业起源的地理环境，是原始农业生产的有利地区。尤其是岷江支流，古代被当作长江正流，发源于岷山南麓。主要由岷江、湔江、石亭江、绵运河等河流自上游挟带的大量泥沙流出山口冲积的扇形地连接而形成的成都平原，又叫川西平原，总面积达1.2余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的2.6%。这里土层深厚，富含铁、钾、磷等养料物质，土质疏松柔软，易于农业耕作，特别是水稻粮食作物的栽种。东部丘陵地带土壤肥沃，旱地水田分布甚广，适于多种农作物生长，如水稻、小麦等。受地形影响，四川盆地北部有高耸入云的秦岭、大巴山作天然屏障，冬季北方的寒冷气流不易长驱直入，气候温暖；夏季因太平洋、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降水丰沛，形成这里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这种地理条件和气候特点宜于农业耕种，具有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同时动植物资源相当丰富，是我们先民栖息生存，农业定居的理想场所。这些都为长江上游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客观的物质基础。 从大量发掘的考古材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早在旧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气候温暖湿润，就有人类狩猎采集，劳动生息，至今留下了许多丰富的文化遗存。50年代初，著名资阳人的头骨化石(2)的发现，足以证明远在数万年至10万年前，这里就是人类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地区。70年代中期，汉源、铜梁、资阳等地又相继发现了大量属于旧石器时代时期的文化遗存(3)，并出土了一些打制石器。进入新石器时代后，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分布更为广泛，到目前为止，以川西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已发现和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达200余处。可以看出，新石器时代遗存数量的增多，规模的扩大，人口的急剧增加，无疑标志着史前文化水平的发展和提高，进而为长江上游成为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提供了可能。此外，四川所处的地理位置也独具特点，其北有古老的黄河流域文明，东邻发达的长江中下游文明，南有云南早期元谋猿人的发现，如此良好的文化氛围，极大地促进了长江上游文明的形成和走向成熟。 二、长江上游文明进程的探索 （一） 宝墩文化的发现，迎来长江上游文明的曙光。 大约从公元前4600年开始，长江上游出现了哨棚嘴文化(4)，其分布主要在今川东长江沿岸一带。与此同时或稍晚一些，川西成都平原上发生了宝墩文化(5)。除此之外，川北的绵阳(6)、广元(7)，川东北的通江(8)、巴中(9)，川西南的汉源狮子山(10)等地区也发现了有大量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就目前诸遗存出土的考古材料看，它们都属于同一个大的考古学文化范畴，其中，以川西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为中心。宝墩文化相当于中原的龙山文化时期。这时宝墩的农业、手工业都很发达，并出现了多处大型中心聚落和城址，贫富分化明显，表明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上游迎来了文明的曙光。 这一时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以磨制为主，大多通体磨光，有的刃锋锐利，留有明显使用过的痕迹。与农业有关的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锛、石凿、石刀和石铲。可见，从清除杂草、开荒垦地、中耕播种到农作物收割，工具种类齐全，反映当时的农业生产较为发达，人们主要过着农业定居兼狩猎采集的生活。 陶器是人们的主要生活用具，仅宝墩遗址出土的陶器就达千余件(11)。制作方法为泥条盘筑加慢轮修整。经慢轮修整后的器形规整，器表打磨光滑。很多器物采用分体制作，然后粘接。陶器中的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等器物及其纹饰的制作都相当精细，尤其喇叭口高领罐的火候较高，叩之有声，可谓当时的精品，说明制陶技术已达到相当的水平。石器制作也很精致。部分石器选材考究，磨制细腻，如石凿，磨制精细且规整，石质较佳，个别似玉质，几可与玉器比美。由于石器制作技术的娴熟，因而玉器的加工制造更加精美。这一时期发现的玉器多为墓中随葬品。大量陶、石质纺轮的出现，说明当时纺织业也很发达，男女有了分工。房屋为木骨泥墙，经火烘烤，坚固结实，经久耐用。正是由于有了夯筑技术，使得营建大规模的城垣成为可能。这时一座座颇具规模的古城先后相继建立。 城址的出现是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迄今长江上游发现的史前城址主要是成都平原的新津宝墩(12)、郫县古城村(13)、都江堰芒城(14)、温江鱼凫村(15)、崇州双河村(16)和紫竹村(17)6座古城群，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古城群之一。6座城址均建在平原冲积扇河流形成的相对较高的台地上，布局规整，大多呈方形或长方形。各城的面积大小不等，最小的都江堰芒城有12万平方米，最大的宝墩龙马古城达60万平方米，其余在20万-30万平方米之间，这与长江中游的城址相当。城内发现有大量的建筑遗迹、灰坑和墓葬，其中很多房屋的面积在10-50平方米左右。遗址的中心部分往往有少数面积甚大、规格颇高的中心聚落。1996年宝墩的鼓墩子发现一批规模较大的建筑群(18)，面积约3000平方米。鼓墩子在当时明显高出四周地面约1米，且正好位于宝墩遗址中心，这似乎说明鼓墩子建筑群是一处明显高于其它建筑的中心聚落。它的出现表明，宝墩社会已经开始分化。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统治阶层，才有必要建造如此规模的中心聚落。因此，这种大型中心聚落可能就是上层统治者活动、居住的处所。 无独有偶，1997年郫县古城村遗址中部又发现了一座平面呈长方形，方向为西北-东南向，长约50米，宽11米，面积达55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19)。该房址未发现有隔墙遗迹，此房间应为一个宽度不大，进深很长的通间，推测可能还有大型梁架结构。这与一般的建筑不同，当不是一般性居址。据房内留存的5个长方形台子分析，5个台子系卵石砌成，横向陈列于房址的中心部位，颇有规律，显然是有目的而为之。这很可能为一座大型宫殿或宗庙一类的礼制性建筑，应是当时上层统治者宗教祭祀和政治活动的中心所在。6座城址的四周均修筑有高大的城垣，至今这些城址地面上还残留有很多较完好的城垣遗迹。这些城垣采用夯土建成，夯层清楚，夯面紧密，出现了版状夯土工具，一般长多达50厘米、宽10厘米左右，这为修建大型城垣提供了条件。如，新津宝墩龙马古城垣(20)，其周长3200米，宽8-31米以上，高度超过4米，土方量初步推算在25万立方米以上。如此厚实的巨大城垣，连同城内的大片房屋，尤其是城址中心部位的大型聚落建筑，我们认为，宝墩文化的这些城址已基本具备了城的条件，而且可能已是某种意义上的都城。因此可以说，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已经迈进了文明的门槛。 宝墩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增加了财富的积累，也加深了贫富的分化，这在墓葬规模和墓中随葬品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宝墩文化的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中随葬品的有无、多少在不同遗址中不尽相同。有的墓中不但随葬品多，有时还随葬一些珍贵物品，有的墓中随葬品则十分简陋，有的甚至一无所有。新津宝墩遗址仅见的5座墓中均无随葬品(21)，成都十街坊遗址的19座墓中有7座中随葬骨器(22)，而广汉三星堆遗址的仁胜墓地则随葬玉石器(23)。由此可见，当时只有极少数贵族统治者拥有巨大的财富。 财富的集中也刺激了掠夺性战争的发生。早期四川境内，部落民族众多，大小诸侯国林立。原始社会末期，各部落为了扩充实力，不惜强取掠夺他人的资源和财富，因而战争烽烟四起，连绵不断。为了免受战争的惨祸，更为了抗击强敌的入侵，各部落首领纷纷在其住地周围筑墙挖沟，造城设关。于是，一批规模空前的城址群在川西成都平原犹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并成为当时成都平原上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宝墩龙马厚实高大的城垣也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战争的频繁和激烈程度。这时还出现了专门性的兵器，如石钺等，制作精致。随着阶级对立的加剧，贫富悬殊的加大，战争变得愈加频繁和激烈。社会处在剧烈动荡和进一步分化中，同时也在迅速进步与向前发展之中，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崭新的、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三星堆文明。 （二）沉睡三千余年的三星堆文明的苏醒，长江上游文明引起世人的关注。 大约从公元前3700年开始，长江上游进入了三星堆文化时期。这时，哨棚嘴文化和宝墩文化先后相继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以陶小平底罐、高柄豆、鸟首形器等为特色的新型的考古学文化，以成都平原的广汉三星堆遗址(24)为代表，故称三星堆文化。该文化在承继宝墩文化因素的同时，又受到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强烈影响--中原二里头文化南浸，最初在长江中游鄂西地区稍作停留，然后由鄂西地区溯长江西上进入四川东部，再由此折而西北上，最后向川西成都平原渗透，三星堆文化就是在这股强大外力的作用下产生，并进而发展为三星堆文明。与三星堆文化相类似的古文化遗存，主要有川西的成都、雅安、汉源和川东北的阆中以及川东的长江沿岸一带，初期阶段长江中游的鄂西地区亦成为三星堆文化的分布范围。在这样辽阔的地域内表现出三星堆文化的特色，反映了该文化兴盛强大的历史面貌。这一时期三星堆遗址所出规模宏大的铜器物群，表明三星堆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特别是两个大型祭祀坑和数以千计的铜、金、玉、石、陶等不同质地的礼器、神器、祭品的出土，以及三星堆大型中心聚落和厚实高大的城垣的发现，都展示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文明已经正式形成。 三星堆文化的农业有了更大的发展。生产工具数量增加，种类也有所增多。尤其是锄形器的出现，表明当时已进入锄耕农业阶段。谷物收割工具石刀形制的改进，提高了劳动效率。成堆的兽骨和大量和陶塑铜制动物，表现出畜牧业发展很快。众多铜制陶质酒器的出土，既反映了酿酒业的发展，也表明粮食有了剩余。 手工业方面，新出现了制铜业。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多达500余件(25)，有铜雕像群、礼器、神器、法器等种类。如此规模的青铜器物群反映了当时青铜铸造业的高度发达。这批铜器体形高大，纹饰繁缛，足见青铜的冶炼与焊铆连接技术已具有相当先进的水平。其制作工艺之精湛与造型之精美，在同时代诸考古文化中无与伦比。玉石器的加工制造向高精化发展，且数量大增，件件珍贵。玉器制作较好地运用了锯、凿、挖、琢、钻、磨、雕刻、抛光等工艺。有些玉器上的透雕和线刻画堪称艺术珍品，有些玉器制作规整细致，以玉璋最为引人注目。其特点大而薄，长度一般在20-60厘米之间，最长者在1米以上，而厚度仅1厘米左右，凡此等等，无一不显示了当时玉石器加工技术的高超和娴熟。陶器制作有了新的发展，地方特色鲜明，器形以高柄豆、、小平底罐、圈足盘、壶、瓶、鸟首形器等构成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陶器物群。发现数万余件陶器、陶片。部分陶器采用了轮制技术，纹饰十分丰富。大型夯土、土坯砖城垣和木构梁架中心建筑群的出现，表明建筑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不同质地、多种形制纺轮的出土，说明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青铜大立人像身着的长襟燕尾服饰(26)，显示了当时缝纫和刺绣织锦技艺之高超水平。金器加工、漆器制造和酿酒业也有很大发展。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手工业门类齐全，铜器、玉石礼器和陶器的数量具有相当规模，其加工制作技艺更胜一筹，且拥有独立的制造加工作坊和一大批脱离农业生产而专门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技术非常熟练的工匠，说明当时已完成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行业。 此外，三星堆遗址还出土数量众多的海贝、铜贝和玉石璧瑗(27)，反映商品交换、货币经济已经出现，说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已经开始。 总之，三星堆文化时期，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商业贸易的迅速出现，推动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雄厚的经济基础为三星堆上层建筑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证。这时的三星堆已是一个规模宏大，功能设施齐备，具有了国都性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三星堆遗址(28)位于成都平原广汉市境内的鸭子河与牧马河之间的台地上，是目前长江上游地区发现的诸遗址中最为重要的考古文化遗址。这是一个由30余个文化点构成6个大的遗址分布区域，共同组成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的大型遗址群。考古发现三星堆遗址东、南、西三面为人工夯筑城垣，北面以鸭子河作天然屏障而形成的面积达3.5平方公里的大型古城，这样大的城址在全国尚属罕见。古城布局不太规整，南宽北窄呈梯形状。东城墙由主城墙、内城墙和外城墙三部分组成。主城墙顶部系用土坯砖作为建筑材料，这在同时期的城墙修筑中是少见的。城内发现大量的建筑遗迹，现已发掘房屋40多间。房面分方形、长方形和圆形，以方形和长方形为主。有面积仅10平方米的平民小房，也有面积超过60平方米，其中，最大的一间进深8.7米，面阔23米，面积达200平方米，且数间相连，并具有木构梁架的大型宫殿式建筑。房址间有散水设施和引水出城的沟渠。这样精心建造的大型聚落，足见其规格之高，表明它是上层统治者集团活动的处所。同时，居住区发现有丰富的陶器生活用器。陶酒器独领风骚，酿酒的高领大罐，饮酒的觚、杯，盛酒的瓮、罐、壶，温酒的以及舀酒的勺，一应俱全。陶食器数量也很多，碗、碟、盘、豆、罐等日常生活用具，应有尽有。各种精美的工艺陶塑有虎、象、牛、猪、羊、鱼、蛙等，如此之多的陶塑工艺品出土，这在同时期诸遗址中是绝无仅有的。玉石器主要是璋、璧、圭、琮、矛、斧、斤等高档消费品。还有雕花镂孔的漆木器。等等。这些丰富的生活用品和高档消费品显然不是为一般平民所拥有，而是为少数贵族统治者所垄断，进一步说明三星堆遗址当是一批社会地位颇高、且掌握一定权力的特殊阶层活动的中心。该遗址出土的两件双手反缚、跪坐的石人雕像，应为奴隶形象，反映了奴隶制已经存在，阶级发生了严重分化。 更为重要的是1986年三星堆发现了两个大型祭祀坑(29)。坑内有次序地分层堆满了各种形制奇特，不同质地的玉石礼器、金器、青铜人像、象牙、骨渣等数以千计的文物精华。这些器物不仅在四川是首次发现，而且在全国也极为罕见。如金杖(30)，长1.42米，重近500克，刻有精美的鱼鸟图案和人头像，这是国王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的象征，是国王最高权力的标志物。数十件与真人大小相仿、神态各异的青铜人像和人面像，代表各诸侯首领，其中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的青铜大立人像(31)，是目前所知我国最大的青铜雕像，有东方巨人之称，这应是以巫师身份出现的国王，表明当时国王是集政权、神权于一身，三星堆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实体。两株高大的青铜神树作为沟天通地的祭祀用具最为引人注目，青铜、尊作为礼仪用器，其他各类铜器都具有宗教祭祀的性质。玉石器也是如此，其礼仪用器多达千件，玉琮、玉璧用于宗教仪典，玉斧、玉戈、玉矛、玉剑作为仪仗，象征威武的军权，玉璋代表礼仪用器。象牙、海贝等为奉献给神灵的祭品。可以看出，当时三星堆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礼制体系。如此隆重盛大的祭祀活动必定是一个实力强大的王国，以及一个享有崇高威望、拥有最高权力的国王才有能力举办这样的活动。城内还发现有制陶窑址、玉石器加工作坊以及大量的手工成品、半成品、坯料磨石等。遗址内出土的陶质坩锅、青铜熔渣结核和铸造青铜器的泥芯，也表明这里已拥有大型铸铜作坊。毋容置疑，三星堆所出土的大量精品文物非本地制造莫属。以上各个方面无一不透射出浓浓的王都气息，反映三星堆正处在一个兴盛的奴隶制国家时期。 早期殷商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观念。祭祀与战争相提并论，同时被看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而三星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和众多玉石器精华，以及大量金器、象牙、海贝等重器都出现在两个大型祭祀坑内，足见，宗教祭祀在当时三星堆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战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三星堆遗址出土数十件青铜、玉石兵器，说明当时战争的激烈和经常化。当战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和一定规模时，必然会产生强大的军队。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神器底座发现有武士雕像，反映了军队已经出现。军队是国家运转的重要机器，因而军队的出现，标志着奴隶国家已经建立。国家乃文明的集中表现。至此，一个崭新的、高度发达的长江上游文明--三星堆文明已经走向成熟，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十二桥、金沙遗址的发掘，展现长江上游文明进程的步伐。 大约从公元3100年开始，盛极一时的三星堆古城突然被废弃，举世瞩目的三星堆文明亦随之终止了在该地的发展，神秘地消失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之中。这时，有着与三星堆同样发达的十二桥文化(32)在成都地区悄然兴起，其时间从商代晚期经西周到春秋中期，形成了长江上游文明在成都平原继续发展的历程。十二桥文化完全是从三星堆文化中脱胎发展而来。前期承袭了大量三星堆文化因素，到十二桥文化后期，三星堆文化基本消失，新的十二桥文化面貌开始出现。十二桥文化仍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其分布范围为川西的青衣江大渡河流域、川中的嘉陵江流域、川东长江沿岸(33)、长江中游的鄂西地区以及陕南汉中地区(34)都发现有相类似的古文化遗存。十二桥、羊子山、金沙等重要遗址所出的遗迹和遗物，展现了长江上游文明发展前进的步伐。 这一时期与农业有关的生产工具又有所增加，新出现了大量的翻土工具--鹿角器(35)。多种耕作农具的使用，表明了农业生产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防洪灌溉技术日趋成熟，出现了多处农田水利工程和治水设施。1985年在方池街遗址(36)发现一处系人工用竹篾络卵砾石砌筑的水利工程，这是目前成都平原发现最早的水利工程。大量动物骨骼的出土，反映了家畜饲养业的进一步发展。据方池街、指挥街等遗址的动物骨骼鉴定材料(37)证实，家养动物有猪、狗、牛、羊、鸡等种类，其中家猪的材料最为丰富，约占家养动物的75%。家猪又以半年至一年半之间个体为主。可见，大多数已为成年猪。家猪的饲养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陶器制作技术也有进一步发展，种类更加丰富，以夹砂陶、灰陶为主。典型陶器以尖底器、喇叭口罐为重要特色，并贯穿始终，前期继承三星堆文化因素，后期大量出现绳纹罐、釜和瓮。玉石器加工制作更加精细，打磨更加规整，器表光洁，玉器的开料使用线割、锯割、板割等多种方法。金器独具特色，金沙发现近300件。其加工制作技术更加精湛和娴熟，不少金器成为同时期金器加工之代表作。铜器数量大大增加，仅金沙遗址出土的铜器就达700余件，多数器型偏小，制作更加精美，工序也较为复杂，很多器型从三星堆沿袭而来。大量磨制精细的穿眼骨针的出现，反映了纺织缝纫业的进一步发展。建筑形式多种多样，有木骨泥墙式建筑群，也有大型干栏式木构建筑群。 十二桥文化大型遗址群主要分布于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即今成都市区偏西。自西向东由抚琴小区(38)、十二桥(39)、方池街(40)、指挥街(41)、岷山饭店、岷江小区(42)和目前正在发掘的金沙遗址(43)等组成，绵延10余公里。十二桥遗址为一处商代大型干栏式木构建筑群，位于今成都市区十二桥。该遗址占地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其中，木结构建筑分布近1万平方米。有屋面悬空，下为木桩支撑，平面呈长方形的干栏式小型房屋，也有地梁直接与地面接触的大型建筑。有长约12米的地梁，其上凿有规整的方形和圆形卯孔，柱洞纵横对应整齐，推测上部已形成较为规矩的大型梁架结构。很有可能这是带有庑廊的大型宫殿类建筑。小型房屋与大型宫殿建筑相互连接，互为配套，构成一个规模庞大的木构建筑群。 目前正在发掘的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区西郊，现已探明的分布面积约3平方米公里。尽管至今尚未发现城垣遗迹，但从已发现的大规模建筑、灰坑、墓葬等遗迹和众多惊世骇俗的珍贵遗物来看，足以说明成都就是继三星堆后又一个国家级的重要都邑所在地。考古发现该遗址内有一定规划和功能分区，每个区内又有一定的布局结构。三合花园宫殿区发现大量房屋基址，其中有5座房址，均为大型排房建筑，布局很有规律，长度20米以上，最大的一座F6宽近8米，长度在54.8米以上，至少有5个开间，面积在430平方米以上。这种成组的大型排房建筑可能是宫殿性建筑。遗址中南部出土大量房屋建筑，红烧土堆积，成排的窑穴，400余个灰坑，90多座墓葬，陶窑数座以及数以万计的陶器日常用器和一部分玉石器、金器、铜器等文物精华。陶窑均为小型馒头窑，面积约6平方米。由工作面、窑门、火膛、窑室组成。窑室多呈前低后高的斜坡状，是目前四川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窑址群。表明这是生活居住区、作坊加工区和一小型墓葬区。遗址内诸如跪人、卧虎、盘蛇等众多圆雕石像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墓葬区在遗址中部体育公园一带。遗址东部是宗教仪式活动区，也是金沙遗址最重要的遗存分布区，这里约8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珍贵文物，金器、铜器、玉石器等礼仪用器2000余件以及众多的象牙、龟甲等祭祀珍品。该区还发现了三处特殊的祭祀遗迹：一是象牙堆积坑。坑内有规律地平行放置大量象牙，最长者近1.5米。从断面观察，共分8层。数以吨计的象牙出土为全国所罕见。伴出有玉器和铜器；二是石璧、石斧、石璋形器半成品分布区，面积约300平方米；三是成片的野猪獠牙、鹿角、象牙、陶器、美石集中分布，面积约300平方米。金沙遗址出土的重器，如金冠带，系用金条锤打而成，长59厘米，宽4厘米，其组合图案与广汉三星堆金杖上的鱼鸟图案和人头像十分相似，同样具有王权的象征。玉器历来作为贵重物品，上乘的玉器价值连城。遗址内出土的玉器主要是礼器，数量之多，达900余件，是目前我国出土玉器最多的遗址。其品种齐全，几乎囊括了中国青铜时代玉器的主要种类，很多玉器还是第一次出土。以上都是一般邑聚所无法比拟的，居住在宫殿中的不是一般的部落首领，应是国家的统治者。 1956年羊子山发现的大型土台是目前我国先秦时期发现最大的礼仪性地面建筑。该土台为四方形台阶式建筑，台身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高10余米，厚6米，分上下三层。边墙用泥砖垒砌，中用填土夯实。估算用泥砖约130万块，土方在7万立方米以上(44)。规模如此宏大，雄伟气派，俨然是一座国家级的祭祀土台，是当时这一地区举行国祭活动的重要场所。可以看出，商周时期的成都已经形成一个综合国力十分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一时期方池街、金沙遗址大量石人跪坐、双手反缚奴隶雕像的出土，反映阶级分化进一步加剧，奴隶制国家已经发展状大。贫富悬殊更加明显，表现在墓葬中，约半数墓葬无随葬品，有随葬品的器物也不多，主要是陶器，只有5座墓随葬器物丰富，有陶器和一定数量的铜器、玉器，说明财富愈加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样，必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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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会计

我国会计制度源远流长，在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从原始记录计量到单式簿记再到复式簿记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沿革过程。

中国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劳动产品的分配、交换及消费等问题凸现，计数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必要，人们逐渐形成数量观念，并尝试着以实物、绘画、结绳、刻契等方式来表现经济活动及其所反映的数量关系。由实物记事（计数）、绘画记事（计数）、结绳记事（计数）、刻契记事（计数）等方式所体现的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基本代表着同时期的会计行为，或者说，原始计量记录行为是会计的萌芽状态，成为会计的直接渊源。

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后，在原始计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最早的会计制度。中国有关会计事项记载的文字，最早出现于商朝的甲骨文；而会计称号的命名、会计的职称则均起源于西周，其含义是通过日积、月累的零星核算和终的总合核算，达到正确考核王朝财政经济收支的目的。 据《周礼》记载，西周国家设立司会一职对财务收支活动进行月计岁会，又设司书、职内、职岁和职币四职分理会计业务，其中司书掌管会计账簿，职内掌管财务收入账户，职岁掌管财务支出类账户，职币掌管财务结余，并建立了定期会计报表制度、专仓出纳制度、财物稽核制度等。这表明大约在西周前后，我国初步形成会计工作组织系统。当时已形成文字叙述式的单式记账法

春秋以至秦汉，在会计原则、法律、方法方面均有所发展。孔子提出了中国最早的会计原则：会计当而已矣，意思是会计要平衡、真实、准确。具体说是要求会计的收付存平衡正确无误。它与目前的客观性原则相似。战国时期，中国还出现了最早的封建法典——《法经》，其中包含会计方面的内容，如在会计簿书真实性和保管方面，规定会计簿书如果丢失、错讹，与被盗数额同罪；在会计凭证和印鉴方面，规定券契（当时的原始凭证）如有伪造、更改等情，重者与盗贼同罪论处，轻者以欺诈论处，如上计报告不真实，有欺诈隐瞒者，根据情节轻重判刑；在仓储保管方面，规定对于账实不符的，区分通盗、责任事故、非责任事故等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在度量衡方面，规定度量衡不准者，按情况不同实行杖打等处罚。秦汉时期，中国在记账方法上已超越文字叙述式的单式记账法，建立起另一种形式的单式记账法，即以入、出为会计记录符号的定式简明会计记录方法。它以入-出=余作为结算的基本公式，即三柱结算法，又称为入出（或收付）记账法。西汉时采用的由郡国向朝廷呈报财务收支簿——上计簿可视为会计报告的滥觞。南北朝时期，苏绰创造朱出墨入记账法，规定以红记出、以墨记入。

唐宋时期，我国会计理论与方法进一步推进。首先，产生了《元和国计簿》、《太和国计簿》、《会计录》等具有代表性的会计著作。《元和国计簿》和《太和国计簿》分别为唐人李吉甫、韦处厚所撰，收录了唐代人口、赋役、财政、税收等方面的统计资料，按照国家财政收入项目分别记载其收入数字。《会计录》为宋人所编，是一种按照国家规定的财计体制和财政收支项目归类整理，并加以会计分析的经济文献。其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会计、统计经济资料部分，包括户籍计账方面的资料和当年财政收支的实际数额；二是会计、统计经济资料的分析比较部分，也可称为会计分析部分。其次，创立了四柱结算法。所谓四柱，是指旧管（上期结余）、新收（本期收入）、开除（本期支出）和实在（本期结存）四个栏目。这种结算法把一定时期内财物收付的记录，通过旧管 新收=开除 实在这一平衡公式加以总结，既可检查日常记录的正确性，又可分类汇总日常会计记录，使之起到系统、全面和综合的反映作用；可以说，四柱结算法的发明把我国的簿记发展提到一个较为科学的高度。四柱结算法中四柱平衡关系形成了会计上的方程式，这不仅成为我国传统的中式记账法(中式簿记)的一个特色，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一直沿用下来。 最后，在宋代建立了我国会计史上第一个独立的政府会计组织——三司会计司，总核天下财赋收入，提高了会计机构的地位；同时，随着人们对账簿的认识，宋代产生并流行着一些有关账簿的专门用语。此外，簿记一词作为我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亦已见于宋代的文献中。宋代的会计凭证可分为收入与支出两类，皆有正副两联，凭证和账簿都作为重要档案一起由专吏负责长期保存。

元代承袭旧制，在会计方面无大发展。至明代，政府颇重会计报表，要求按旧管、新收、开除和实在四柱编报，报表逐级汇总上报，国家对报表有统一的编报格式和上报日期。明代代表性会计著作是《万历会计录》，按旧额、见额、岁入、岁出汇录了人户、田粮、军饷、俸禄及各种税收和交通运输等统计资料，编排井然有序，数据先后可循，并突出了财政收支项目的对比关系，便于分析研究。

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记账法——龙门账法。此帐法是山西人傅山根据唐宋以来四柱结算法原理设计出的一种适合于民间商业的会计核算方法，其要点是将全部账目划分为进、缴、存、该四大类。进指全部收入，缴指全部支出，存指资产并包括债权，该指负债并包括业主投资，四者的关系是：该十进=存十缴，或进一缴=存一该。也就是说，结帐时进大于缴或存大于该即为赢利。傅山将这种双轨计算盈亏，并检查账目平衡关系的会计方法，形象地称为合龙门，龙门账因此而得名。龙门账的诞生标志着中式簿记由单式记账向复式记账的转变。到了清代，会计制度又有新的突破，即在龙门帐的基础上设计发明了四脚账法。四脚账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复式记账方法，其特点是：注重经济业务的收方（即来方）和付方（即去方）的账务处理，不论现金收付事项或非现金收付事项（转账事项）都在账簿上记录两笔，即记入来账，又记入去账，而且来账和去账所记金额必须相等，否则说明账务处理有误。这种账法的基本原理已与西式复式记账法相同。清末，随着西式会计的引入，中式会计趋于衰落。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会计制度经历了文字叙述式到定式表达式、从单式簿记到复式簿记的演变过程。单式簿记经历了从三柱结算法到四柱结算法的沿革，而复式簿记则经历了从龙门账法到四脚账法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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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从技术路径和制度依赖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我国夏商时代的会计思想，夏朝是处于会计思想最初萌芽的状态，商朝才出现了真正的会计思想。

关键词：会计思想 计数观念 官厅会计 夏朝 商朝

会计思想首先是简单的计数观念，它是一个历史范畴，它萌生于人类识别和监督的需要，孕育于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的需要，商品经济思想的演进是会计思想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也就是说，会计主要是应一定时期的商业需要而发展的，并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夏代作为古代中国正式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它所建立的以父权家长制为基础的奴隶制的邦国组织，不仅为以后商周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思想的形成起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会计思想的最初萌芽；商代为奴隶制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明确的会计凭证和会计计量方法，可以说，从这时期开始，真正的会计思想才初步形成。

夏朝时的会计思想

夏朝（约在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7世纪）是奴隶制的形成时期，在前期仍是原始社会，中期才可能是奴隶社会，从物质文化的具体特点来说，商周发达的青铜器文化与齐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还有一段距离，这可能就是夏文化阶段。由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所体现的社会形态来观察，和传说记载中（关于）夏朝的情况有些类似。有关夏朝的史料非常缺乏，我们只能依靠推测和传说来考察这一时期的会计思想。先来看一下夏朝的技术背景和制度背景。夏朝不仅有石骨器、铜器和车舟的制作技术，而且陶器的制作技术比以前更加精细，生产工具也由石器逐步演变为铜石并用，自铜发明（按：指铜的冶炼），首先制造者为利器（按：指兵器）与工具。利器如刀，为防身所必需；工具如铲，为耕种所必需。由于铜器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再加上农业施肥和灌溉技术的发明，原始社会的生产协作逐步向生产过程的个人化发展。土地所有制由原来的氏族所有渐渐演变为大家族所有，氏族内部逐渐分化为大家族和特殊的小家族，原来以性别和年龄的分工逐步演化为家族与家族之间的分工。生产过程的个人化与私有财产制度的出现又休戚相关，生产过程的个人化既是私有财产出现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而私有财产的出现促使人们更加关心投入与结果的比较，从而使会计思想从简单的计数反映发展到主动的核算和监督。家族间分工活动的出现产生了交换的需要，商业活动的出现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而会计作为一种商业语言也就相伴而生了。

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人们也逐渐产生计数的思想，这是人们识别和关心自己劳动成果的一种本能体现。在一切社会状态下，人们对生产生活资料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必然是关心的，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关心的程度不同。会计计量思想的最初萌芽－简单刻记和结绳计事也应运而生，这种计量思想是人类在缓慢的进化过程中，为了生产实践的基本需要而出现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们注意管理经济的最初表现。这种基本会计思想的出现，中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中国伏羲时代即有结绳记事之法的出现（虽然只是传说，但从文物和史料记载上，可以断定在伏羲时代已存在这种计数方法。），据说古代秘鲁人的结绳法是十分全面的，一切社会活动都用绳结表示。通常以主绳为干，上系各色小绳，因事物种类之别，而各异其结，如以黄色表示黄金；白色表示白银；绿色表示谷物。数星方面，见单结表示十，双结表示二十，重结表示百，二重结为二百等等。后来随着生产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大约是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社会初期，由于部落间交换活动的日益频繁，仅靠结绳已无法满足交易和生产活动的需要，最初意义上的会计凭证－书契开始出现，黄帝命隶首作数，以率其羡，要共会，而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制定会计计量标准的思想－度量衡的出现，则标志着会计记录方式有了最初的萌芽，不仅有明确的量的观念，而且对实物的确认也有质的思想，书契作为记帐凭证的应用，使我国会计出现了最简单的轮廓，是我国古代会计思想史上一件大事。

但是技术进步只是会计思想向前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会计思想要想能够反映和促进技术的进步，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演进必须能够容纳和促进，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以文化为核心的制度背景，对会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特有的以帝王文化为特征的产权思想，对中国古代乃至现代会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帝王文化思想的核心是王权所有的产权思想，从发生学的角度来分析，王权所有的思想是在国家出现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在原始社会末期，部落间剩余产品交换活动一般是在氏族首领间进行的，这为氏族首领利用公共权利为个人利益而侵占公共财产创造了条件，从而刺激了氏族首领对公共权力的崇拜和追求，更多的公共权力只有通过战争的手段来获得，频繁的战争最终导致一个凌驾于整个社会的力量—国家的产生。

中国国家的形成与雅典和罗马均不相同，国家的形式既不是氏族集团斗争的结果，也不是从氏族社会内部产生的，而是氏族内部先分化为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此即马克思所谓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其特征包括：土地国有；租税合一；专制主义；水利灌溉；农村公社。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由大大小小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和各种各样拟血缘关系的家，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宗法原则，所构成的家国同构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各种形式的产权都带有超经济的色彩，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者惟一的所有者，最终形成朕即国家、朕即天下的思想。而会计作为反映产权变化的工具，产权超经济的特征必然对会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父权家长制作为原始社会制度的演化结果，其本质特征是家庭制，国家作为家庭的扩大，必然使统治者把族权和政权紧密的结合在一齐，构成政治体制的基础。统治者为维护自己作为国家财产唯一所有者的需要，必然会把会计作为保护国家利益的工具，《韩非子·饰邪》所记载的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的传说，即反映了大禹当时作为最高统治者在对各部落进行贡赋缴纳的会计考核中，为维护自己的尊严而采取的严厉措施。

夏朝有关会计的传说只是反映了人们对会计思想一些最简单的推测，夏代物质产品逐渐丰富，交通工具有了较快的发展，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撬，山行乘撵为商品流通创造了便利条件，私有财产的出现为会计产生的可能性提供物质基础。伴随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诸如劳动产品的分配、交换及消费等人们之间经济关系的问题，这就产生了会计出现的必要性，由社会物质基础所决定的会计产生的可能性和由处理人们日益复杂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会计产生的必要性，两者有机结合，决定了会计产生的必然性。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三载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归还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乃大会计邀更名茅山曰会稽之山。这三种说法反映夏代已有贡赋征收的制度，会计作为反映实物产权变化的工具，必然存在着会计对贡赋核算的思想。夏代时计量手段已经有了初步的雏形，人们已经开始用实物来度量，关石和钧，王府则有，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则是反映的这种思想，事实上，没有某种衡量形式，财产权就不可能建立，交换也不会发生。会计作为反映财产权变化的思想也是计数思想的延伸和发展

参考资料 http://www.studa.net/kuaiji/080815/08491922.html

商朝商都城的变迁急需求解！。。。

相传商的始祖契曾帮助禹治水有功而受封于商（今河南商丘南），以后就以商来称其部落（或部族）。汤灭夏后，就以商作为国号。其后裔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后，又以殷称之，或者殷商并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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